2022年3月26日-27日，由南京尚道社会研究所、流溪书院（广州）主办，广州南方学院外国语学院承办的“百年变局中的中国与西方”线上论坛顺利举行。历时一天半的会议，来自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社科院、广州大学等国内高校和科研机构的17位学者作了有关中西方文明、国际关系、中美文化等领域的主旨发言，共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逾800位听众参与旁听。

3月26日上午9点整，尚道社会研究所所长寒竹老师致开幕辞。他简要介绍了尚道社会研究所和流溪书院、广州南方学院对举办这样一场跨学科论坛探讨中西方文明的基本设想，也提出了文明研究在当前的现状，希望这次论坛能够给参会的专家学者们提供一个深入交流互动的学术平台。

   3月26日上午的主旨发言中，与会学者主要从中西方社会发展的分野、俄罗斯的“东方学”、大众文化、大学教育等宏观和微观层面分享了对于中西方文化和社会发展的研究。

尚道社会研究所所长寒竹老师首先作了“中西方社会发展的分野”演讲。以美国加州学派代表人物彭慕兰的代表作《大分流》为切入点，寒竹老师认为中西方的“大分流”应当从双方建立起各自的信仰体系、知识体系和国家结构形式开始。因此，中西社会发展的“大分流”是发生在雅斯贝尔斯讲的“轴心时代”。正是由于中西方社会在“轴心时代”建构出了完全不同的信仰体系、知识体系与国家结构形式，给中西方社会奠定了不同的文明底色，这才使得中西方社会的发展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渐行渐远，形成了性质迥异的两大文明和不同的发展道路。

北京大学俄罗斯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张冰教授作了“19 世纪俄国知识精英的东方观”演讲。俄罗斯东方学的起源与其对外政策和国家利益密切相关，表现服务于现实政治的实用性特点。到了18世纪彼得改革时期后，俄罗斯东方学开始成为一门综合性科学。以“东方学”为基本视域，张冰教授重点探讨了作为 19 世纪俄罗斯知识精英思想表达的瓦西里耶夫与格奥尔基耶夫斯基的东方观、中国观，特别是其中呈现的欧洲中心论和中国中心论。俄罗斯对于东方和中国的思想认知与其自身与东方和中国的利益关系密切相关。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陶东风从微观视角分享了“邓丽君与当代中国的另一种启蒙”。通过分析大量回忆录，陶教授考察了以邓丽君流行歌曲为代表的港台大众文化在中国大陆的特殊传播方式和接受心理。他认为，以邓丽君为代表的大众文化以其对私人感情和世俗生活的肯定，解构了有违人的全面发展的禁欲主义，发挥了批判、启蒙和解放的作用，从而提供了法兰克福文化工业批判理论之外的大众文化经验。

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丁建新教授以“公共行动促进中心--从本宁顿到南方外文”为题回答了“究竟要做什么样的教育”“培养什么样的人”“为社会和国家带来什么样的价值”等关乎教育的根本性问题。丁教授向与会者简要介绍了美国著名的博雅学院--本宁顿学院。丁教授认为，现代大学功利化严重，学科分类越来越细，师生对一些社会问题越来越缺乏思考与关注。所以推广博雅教育的理论，建立公共行动促进中心，培养学生综合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对于中国的高等教育是有很大意义的。

3月26日下午，与会学者从中美关系、公共外交等层面研判中国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并提出相应的战略思想；也有学者聚焦于语言和翻译，从基础理论层面分享了最新的成果和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巍作了“迎头相撞：中美战略竞争的三大核心问题”演讲。尽管俄乌冲突吸引了整个世界的目光，但中美战略竞争才是决定未来十年世界政治格局走向的支配性力量。当前，中美战略竞争有三大核心问题：科技竞争、国家内部治理竞争、在国际社会进行政治动员的能力竞争。在这三大问题上，俄乌冲突给中美战略竞争提供了生动的启示。中国目前也还没到能够与美国发动一场“战略决战”的阶段，中国还需要长达十年乃至更久的埋头发展。中国需要深刻地研究此次俄乌冲突案例，继续保持与美国缠斗的基本方针，以灵活和柔软的身段应对美国的战略竞争压力。

广东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蔡荣寿教授从经典文学作品《快乐王子》入手探讨了经典文学作品的复译。《快乐王子》是一部经典作品，故事中人物都有着强烈的献身精神，让读者切实地感到强大的道德力量，表现出极强的人文情怀。然而历史、文化、语言语境的变化可能引起语言和翻译规范的变化，从而使复译成为必然。理想的复译可提高翻译质量，让优秀的文学作品再生、永生。但“复译”现象折射了翻译活动的复杂性，反映了翻译活动所涉及的各层面的问题，其中语言层面是最基本的层面。语言本身是要发展的，唯一积极的态度就是与时俱进。

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张广奎教授以“日本俳句对美国诗歌的影响——从松尾芭蕉到庞德”为题演讲。俳句起源于日本连歌，是日本传统文学的一种形式，也是世界上最短的定型诗。19世纪末，俳句开始被西方诗人接受，在Ezra Pound的《在地铁站》中，日语俳句的魅力和英语达到了完美的融合。日本俳句在欧美地区的传播过程中不断地改变着其自身形态和内涵。俳句在欧美地区的传播也显现出了其极强的适应性和旺盛的生命力。张教授重点针对日语俳句在英美地区的传播进程进行论述总结。同时，对英语俳句的文体与其体现出来的诗学进行了探讨研究。

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唐立新教授分析了“美国犹太院外集团对中国华侨外交的启示”。目前美国犹太人现有600万人，在金融、科技、政治、教育、娱乐等各行各业影响巨大。犹太人的精神母国是以色列。自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美国犹太利益集团如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竭力通过影响政府、国会和政治人物来促使美国制定和通过有利于以色列国家利益的政策。美国犹太院外集团对华侨外交的启示是：要整合华侨华人团体和组织，在美国依法建立华人华侨院外集团；重视民间和公共外交，并做到机制化和常态化；特别重视培养专业的游说人才。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徐进教授以“地缘、地区与空间的外交含义”为题分析了中国面临的外交环境。中国外交可分成三个层面的环境：一是地缘环境，它是基于地理位置之间国家之间关系的总和，这种地理关系是任何一个国家对外关系的基础，也是国际关系的基础；二是地区环境，即基于特定地理范围内地缘关系的总和；三是空间环境，它是一个三维立体的世界，既包括太空环境这样真实的空间环境，也包含互联网这样的虚拟空间环境。经过区分和深入比较分析这三种环境，徐教授指出，中国对外战略的侧重点是在地缘环境内要有所作为，在地区环境内要积极有为，在空间环境内要奋发有为。

广东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朱黎黎博士以“语言与政治：以中美贸易战为中心”为题，探讨了中美贸易冲突政治话语中有关“中美贸易战是否合理、是否应该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协商论辩的框架化策略及论辩构建、策略操控，评估所采用的论证的合理性。比较来说，中国媒体上的中美贸易冲突话语突出了合作框架、旅程框架和健康框架，激活了以中国传统价值观为支撑的“和平崛起、合作共赢”的深层框架，而美国媒体上中美贸易冲突话语则策略性地突出了冲突框架、战争框架和疾病框架，激活了“美国优先”的深层框架。

广州中医药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李恩耀博士作了“中医文化：重构与重译”的演讲。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背景下，让中医药文化走出国门，为国际社会所接受，关键在于重构中医话语。在“一带一路”的语境下重构中医话语，其核心是重译，这就需要重视中医翻译。李恩耀博士通过文献资料回顾，针对当前国内中医翻译研究存在的研究目标不明确、发展道路不清晰问题，提出了思考与展望，以期对未来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启示。

美国战略界的对华认知与政策走向如何？如何理解中国的“宗教”传统和文化？近代中国为什么走向了与日本不同的道路？在3月27日上午的会议中，与会学者分别从国际政治、中日文化研究与比较等角度向大家作了精彩解读。

肇庆学院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副教授杨维忠专门从话语和国际关系角度评介了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于2020年4月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的一篇《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一文。通过回顾和分析基辛格在冷战时期和晚年的外交思想，杨维忠博士指出作为共和党人的基辛格，在本质上仍然崇尚强国优先战略，其认为昔日的苏联、今天的俄罗斯，仍属于“强国”行列。基辛格所坚持的全球合作思想，是一种“政治正确”与“实用主义”相结合的态度，对于当今的东西方关系仍然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特任助理研究员周文星博士以现任拜登总统白宫国安委中国事务主任杜如松（Rush Doshi）的新著《持久战：中国取代美国秩序的大战略》为切入点，分析了“美国霸权想象下的中国大战略”。该书认为，中国致力于从军事、政治和经济层面寻求取代美国秩序的大战略，并将这种所谓的“取代战略”分为地区层面钝化美国秩序和构建中国秩序，以及在全球层面采取扩张战略等三类。杜如松在书中为美方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以应对中国的上述大战略。尽管《持久战》在研究方法、观点论证等方面存在一些弊端，但从拜登总统的言论以及行政当局、国会发布的相关政策文件来看，该书已为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多数精英制定对华政策提供了“政策指南”，为外界理解和把握美国政府当下和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的对华政策提供了“路线图”。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孟维瞻博士作了“解释美国对华‘接触’战略误判：国内多元叙事、精英主义、镜像思维”的演讲。目前中美之间的交往和接触仅仅局限于精英群体及其政治叙事，很少了解对方国家的多元群体的政治叙事。其结果是导致镜像思维的不断强化，美国战略界看到的是一个双方精英群体想象中的中国，而不是客观的中国。美国对华“接触”并不是错误但“接触”的方式有问题。为了缓解中美关系下行趋势，双方应进行更广泛的接触，打破精英本位主义，尤其是美国应该看到一个真实客观和多元化的中国以免对中美关系做出更严重的误判。

随后，广州南方学院的两位青年教师分享了其最新的研究。广州南方学院李春尧博士主要分析了中国古代从“三教”到“三教合一”的过程。中国人习惯把儒、释、道称为“三教”。但是，三教合流并非三教之间无分彼此的融会贯通，而是三者各取所需。在特定历史时期，虽然思想家大都高倡“三教合一”，但这个思潮内部暗含了很强的张力，理学与反理学的矛盾、禅宗与全真道的冲突皆由此张力而酿成。忽必烈建立“大元”之后，国家政权高度统一，三教思想也渐趋一统，自此而后，中国文化“三教合一”的历史使命才宣告完成。

广州南方学院日语系教师王伟博士作了“黑船与轮船——日本明治维新中的众生相”演讲。距今已经过去一百五十多年的明治维新的源头是在1853年马休・佩里所率领的美国船队到达日本横滨的浦贺——史称“黑船来航”这一历史事件。王博士以纵向回溯和横向比较的方式重新审视明治维新，按照“如梦初醒”、“艰难探索”、“野心初现”这三个阶段简要回顾了明治维新前后的节点性事件，展现了明治天皇、吉田松荫、新岛襄、井伊直弼、胜海舟、罗森等明治维新中的众生像和他们在变革的年代中做出的抉择，分析其选择的内在动力，并探讨明治维新给予我们的启示。

与会嘉宾主旨发言结束后，流溪书院创始院长杨维忠博士和尚道社会研究所所长寒竹老师致闭幕辞。会议主办方一致认为这是一场非常重要的跨学科学术盛会，与会学者的发言内容丰富而新颖、干货满满，兼具应用型研究和基础理论研究。在此次论坛上，作为承办单位的广州南方学院外国语学院精心组织，并安排了胡蝶、刘运海、胡安奇、解传博、梁凌、邹文婕、林杰晓、岳远晟、李雨珊、周传进、曾琳、蔡雨晨、赵奕、牛文培、陈思源、欧阳文睿等老师组成主持人及会务团队，保障了会议的圆满成功。会议主办方一致决定将2023年的论坛安排在深南大道（深圳）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