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东英教授是我上一辈的朋友。读书的时候，他们走得近；后来，我们走的近。

  她总是笑容满面，温温柔柔。总是鼓励，很少PUA。作为老师，作为朋友，她都让人舒服。做学问，她是出于真心、相信，没有别人那么功利。她是潮州人，却没有染上任何“抱团”之类的陋习。她的父亲做过广州市教委的领导、广州大学的创校领导，这些也是我们交往多年她才让我知道的。她是淑女，孝顺的女儿。前些年，父亲在疫情中走了，她因为健康的缘故，无法回来。后来我们见面，她给我发了父亲的纪念相册。我才知道，有些人出身很好，却从不表露。

  每次从香港回来，她总是约我去她家附近花园酒店喝下午茶。每次都如此，从来不会改变。每次都相见甚欢，如沐春风。她会讲她的研究计划，会为《中国社会语言学》组稿，不辞辛劳。她推荐我的书去斯普林格出版，一切顺畅。我永远忘不了的是，她每次见面时的从从容容、笑容可掬。后来她介绍她的丈夫梁森博士给我，做了我的副手。我们合作多年，相濡以沫，从来没有过隔阂。梁森是她的大学师兄，据说她当年在广外读书是班上年纪最小的。后来她去了美国，在佛罗里达大学攻读传播学博士，学成回香港理工任教。而梁森在美国读完硕士，又去了澳洲读博士、从事商务方面的工作。后来，有情人终成眷属，我见证了他们的爱情。我每次都说，东英在国内，是一个自由的知识分子；反而梁老师是澳洲人，却是个“左派”，对国内的话语了如指掌。

    2008年，她邀请我参加她组织的“中国话语研究会”，她还邀请了新加坡的陆镜光教授、香港理工她的领导黄居人教授、天津田海龙教授。十六年后，翻出照片了，真是往事如烟……后来，我们参加寒竹老师的“尚道研究会”。寒竹是美籍华人，是我人生真正的政治导师，总是那么博学，我每次都愿意聆听。我也介绍东英给寒竹老师。在我和寒竹的谈话中，他常常提及东英。足见东英给了他很好的印象。我们都崇尚思想自由，“以天下为己任”（曾几何时，这个词竟然变成了贬义词）。

  我和东英做的一件自鸣得意的事，是送了许多同事去香港理工读博士。其中包括杨维忠、秦勇、吴海彬、李恩耀、孙涵、张燕、梁凌等等。大概有十多个吧！当年她做DALS项目主任，常常鼓励我们的朋友去。国内的博士名额太少，香港理工的“应用语言科学”项目作为最早的专业博士项目，培养了一大批青年学者。香港理工的“语言学”学科世界排名很靠前。他们办学是认真的。Christian Mathiessen教授也曾长期坐镇那里，名不虚传。我和东英开玩笑说，我们做了许多当年容闳做的事，“留港幼童”。她负责招生，我“以工代赈”负责资助。

    梁森和东英每次回来都住“沙面宾馆”。据说这家酒店是香港人回内地喜欢住的酒店。旁边是白天鹅宾馆。沙面也是我最喜欢的地方。我们常去这里见他们两个。最后一次，我和维忠请她吃饭。她胃口还不错。估计这次之后，她并没有回来过。我和维忠倒是后来还去过香港看她，是今年一月的事。她虚弱了许多，但仍然是一见如故，谈笑如一家。

    人啊，走着走着就散了。如今，竟是永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