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建新

在剑桥大学卡莱尔学院斜对面，有一座大屋顶式中国风格的典雅建筑，与翠林清溪为伴。它就是著名的李约瑟研究所。迎门是园林，不远处是一棵不大的菩提树。树底下是一圈花坛。花坛的边上左、中、右镶嵌着三块墓碑。其中一块是李约瑟的，另外一块是他的英国夫人李大斐的，还有一块是他的中国妻子鲁桂珍的。斯人已去，可是一段跨越大半个世纪的文化奇缘却永远地留在康河之畔。它因剑桥而起，却感动了中国，改变了世界对中国的看法。

李约瑟原名Joseph Needham, 24岁在剑桥大学Gonvill & Cauis学院获哲学与科学双博士学位。毕业后留学任教。同年与Dorothy Moyle结为伉俪。Needham 31岁发表《胚胎学史》，被学界誉为“化学胚胎学之父”。夫人擅长蛋白质化学。两人都是英国皇家科学学院院士。Needham不仅是杰出的生物化学家，而且当时在科学史与科学哲学方面也有进步的世界观。如果继续从事生物化学的研究，很有可能成为他的老师霍普金斯式的人物。可是这一切，随着三位中国学生的到来而改变了。1937年，Moyle招收了三位来自中国的学生。其中一位叫鲁桂珍。这位年刚三十，身着旗袍的中国学者很快就吸引了Needham的注意。鲁桂珍生于南京，祖籍湖北，父亲经营药材。抗战初期，做飞行员的未婚夫牺牲战场，从此独身。而她给Needham讲述人类历史上的一些最基本的技术，都是从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开始的。这样的观点，更使Needham对中国的科学技术史着迷。从此以后，Needham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名字也改成了李约瑟，因为他崇拜老子（原名李聃）。夫人的名字也改了，取名李大斐。37岁开始学汉字，读中国的经典如《庄子》。走遍中国的山山水水。在抗战期间还以英国皇家科学院代表率团援华。在任英国驻华大使馆科学参赞期间还在重庆主持筹建中英科学合作馆，帮助战的时中国。更重要的是，李约瑟后来在剑桥长期在中国助手的协助下编撰《中国科学技术史》，前后34卷。向世界展示古老中国对世界科学技术的巨大贡献，并正确地指出，在公元以后一千五百年中国的科学技术一直是领先西方。

（1964年，郭沫若（前排左三），竺可桢（前排左二）等在北京会见李约瑟（前排左四））

李约瑟把自己放弃生物化学正值顶峰的事业转而研究中国的科学技术史称为一种“皈依”(conversion)。据《圣经》记载，虔诚的犹太教徒Saulos前往Damascus搜捕基督徒。半路上忽然耶稣出现，圣光四射。耶稣劝说Saulos停止搜捕基督徒，皈依基督教。于是Saulos改名Paolos，转而传播基督福音。李约瑟自己曾经引用这一故事来比拟他对中国文化的皈依。而在这一过程中，鲁桂珍始终扮演了重要角色。我们完全可以说，假如没有鲁桂珍，就不可能出现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只会有生化专家李约瑟。用李约瑟自己的话说，鲁桂珍是他热心从事传播中国文化事业的“荷尔蒙”。从语言的启蒙到中国文化的介绍，从多次前往中国的考察到浩瀚如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编撰，鲁桂珍都是李约瑟的难得的助手。更为重要的是，李大斐晚年体弱多病，鲁桂珍对李约瑟的生活多有照顾。三人情同兄妹，几十年如一日。能够这样，多亏李夫人温顺、大度、顾全大局。真可谓大爱无疆，堪称楷模。1987年，李大斐与世长辞。“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两年以后，在朋友的主持下，89岁的李约瑟与85岁的鲁桂珍在凯思学院的教堂里举行婚礼。52年的等待，终于圆满了一世情缘。1991年，鲁桂珍磕然长逝。李约瑟痛失伴侣，靠护士照料衣食起居。95年，这位世纪老人走完了他风雨兼程的一生。中西文化的传播也失去一位难得的信使。

（1989年9月，89岁的李约瑟和85岁的鲁桂珍举行了婚礼）

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李约瑟提出了这样令人深省的几个问题。为什么在公元后一千五百年间中国发展科学比西方更为有效与领先？为什么具有系统实验和自然知识假说数学化特征的近代自然科学及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首先在西方兴起？为什么中国传统科学基本上处于经验阶段或达芬奇式的水平，而未能自发地出现近代科学或伽利略式的突破及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对于这一难题，李约瑟自己的结论是，这是因为中国长期以来强势的封建官僚制度。在这样的制度里，权力高度集中在皇帝一人手中，皇帝直接管理官僚。这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封建体制。在西方的封建体制中，国王通过贵族来管理国家。中国的封建体制通过科举制度选拔了大批优秀的人才，有利于有效地发展科技，比如天文、历法、四大发明、大运河的开凿。可是另外一个方面，这样的体制由于权力高度集中，不利于民间开发、利用科技，技术领域几乎没有竞争。所以才出现了“难题”中描述的局面。

（《中国科学技术史》英文原版及中译本）

  李约瑟的结论固然重要，可是并没有考虑科学范式的问题。其实，中西方文化也好，科学技术也好，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范式。前者是以整体论哲学、实用化研究方法为特征的科学范式，后者是以还原论哲学、公理化研究方法为基础的科学范式。两者其实存在这巨大的差异，可以互补，很难趋同。以一种文化的范式来衡量另外一种文化范式，无异于方枘圆凿。用西方的范式，来解释道家、中医、风水，是缘木求鱼。更何况，科学技术史，从本质上讲还是历史。在历史的游戏规则中，成王败寇是永恒的主题。文艺复兴、工业革命，是近、现代西方先于东方发展。但这只是一个风水轮流转的问题。没有人敢说西方的文明能永保青春与火力，而东方文明又不再有东山再起的时候。历史永远是胜利者的历史。最近读一本名为《写文化》的书，是有关人类学、民族志方面的新作。人类学从马林偌夫斯基开始，一直是田野调查的时代。可是田野调查的方法并不能使人类学逃避“部分真理”的命运。科学不能穷尽真理，只能接近真理。民族志作为一种叙事，说到底是一种文学话语。这是近年来关于民族志的后现代思想。这样的思想，其实不仅适合人类学、民族志，科学技术史同样如此。

（鲁桂珍赠送给李约瑟的《三字经》英译本内的题赠语（左页），以及李约瑟的抄注（右页））

   作为文学的科学技术史，既有诗学，也是政治。作为话语与文化研究的学者，我们的观点是：中国崛起的真正含义是，有那么一天，中国人引领世界的话语权，无论是学术、科学还是技术领域。中国范式成为世界的标准，中国的声音被世界聆听，中国的思想被世界言说，中国的语言传播至世界各个角落。我们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在仰望西方与民族激情之间找到平衡，在崇洋媚外与闭关锁国之间找到平衡，在自卑与自傲之间找到平衡，在追求现代性与秉承传统之间找到平衡。中国文化的重建，必要的时候需要摧枯拉朽式的革命，可是更多需要温文尔雅的教育与开启。我们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