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 6月16日是中山大学南方学院外国语学院批准成立的日子（成立大会是6月22日举行）。今天是三周年纪念日。南方外文团学微信平台刊载我院创院院长丁建新教授2017年11月在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流溪论坛》一书的序言。望全院师生铭记学院创办之艰辛。三年时过境迁，所幸南方外文又有长足进步，梦想依然，情怀犹在。
我于 2006 年夏天受邀以双聘的形式参与中山大学南方学院外语学科的创建，至今已11年矣。11年来，我奔走于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与中山大学南方学院之间，一个学科从无到有，从系到学院，如今总算有些眉目。
对于一所新办的大学，建大厦容易，请大师难。招几个学生教学容易，要谈学科难。令人欣慰的是，在 2017 年艾瑞深发布的《中国大学评价研究报告》中，中山大学南方学院外国语学院有毕业生的三个本科专业在全国 260 所同类学校排名中都有不俗的表现。其中汉语国际教育排名第一，日语排名第四，英语排名第十。对于这些如影随行的数据，我将信将疑，诚惶诚恐。
我并不知道什么是学科。我所知道的是，学科更多地相对于教师，专业更多地相对于学生，一个专业不成学科，光有学科没有专业支撑也不行。我也知道外国语言文学是官方划定的一级学科，但是这样的划分像任何范畴的划分一样，许多时候都会遇到方枘圆凿的尴尬。因为许多知识与学术都是跨学科的。比如说，我们倡导的国别研究或区域研究，在传统的学科分类中是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的。与此同时，我还相信，院长负责学科，系主任负责学术，教研室主任负责学生，这样的东西是常识。这三个层次刚好是英文“学科”（discipline）这个词的三种语义，“学科”，“专业”，“规训”。对于学生来说，学科更多地意味着“规训”。我还相信，学科做得好，院长多做几年；学科做的不好，院长要么下台，要么流放，这是天经地义的道理。在传统大学中，这样的游戏规则却往往得不到遵守。
然而，以上都是空谈，如果没有人，没有一批受过学术规训的学者。对于我来说，11 年来我的工作只有一个：招兵买马。我第一个遇到的称得上学者的，是来自于韩国的丁夏荣博士。他的本科是仁荷大学，曾在日本工作。后来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导师是老一辈的知名社会学家，获得博士学位。他曾在厦门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工作，但都是外籍专家的身份，没有职称。我坚持给他教授职称，坚持解决他爱人工作的问题。我邀请他创办韩语专业，创办东亚研究所，与台湾玄奘大学一起创办《东亚学术研究》这个期刊。他们夫妇现在是我的邻居。这次《流溪论坛》，他给的稿子是有关东北亚比较研究的文章，这是他的专长。他是一位热情、专业的学者。认识他以后，他曾带我访问他的家乡，韩国忠清南道的滨海乡村。
梅晓云教授之前是西北大学文学院的中文博导。她的爱人是一位全国知名的音乐家，受聘于我校音乐系。我以“课程教授”（visiting professor）的形式聘请她，并做汉语国际教育的专业负责人。她曾访学印度，研究领域是东南亚的流散文学，给我们开设世界文学、比较文学的课程。
我们聘请的另外一位课程教授是板谷俊生。他之前是日本九州市立大学的教授。对中国戏剧有很有影响的研究。《人民日报》还曾经报道过他的事迹。他每年来我校开相关的课程，很受孩子们的欢迎。这次他的文章介绍了北九州接纳中国留学生的学校发展史，主要是围绕明治专科学校的创立开始到中国留学生夏衍入学这段期间进行阐述。介绍了明治时期专科学校创立的过程、创立者的介绍、教育思想、办学特色等，以及中国留学生夏衍在日本留学时期的情况。
Sim Leong 是澳籍华人。他曾在外交部门工作，在美国旧金山大学、澳大利亚科廷大学学习商科，获博士学位。我邀请他做副教授，副院长，并协调商务英语课程。对于一所应用型大学，语言加商科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培养模式。我们还在着手与英国的肯特大学、斯旺西大学洽谈相关的硕士合作项目。
王亚鸽老师是我们招聘的第一位本土的博士。她本科专业的是化学，后来学中文、媒体，做记者，获北京语言大学博士学位。如果按循规蹈矩的思想，她是进不了外国语学院的。记得当年试讲，她讲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讲得风生水起（这是我评判教学的唯一标准）。与她同时试讲的两位中山大学古典文献学的博士双双败北。她现在负责我们的古代汉语、古代文学的教学。我推广博雅教育，重视古典教学。她对古典的兴趣是自然的，是自学成才的。我相信，学得最好的永远不是科班出身的。她来自西北，一身文艺细胞，似乎有点家学，据说最近嫁给了德国人。Anyway，祝她幸福，好好传播中国文化。
王敏慧老师是暨南大学华文学院毕业的博士。她是马来西亚人，爱人是中国人。我们招聘她是做汉语国际教育的老师，可是她真正打动我的是她流利的英语。她往往是英汉两个专业的教学双肩挑，因此我们给了她骨干教师的津贴。她的研究是马来西亚杜顺语的生存状态，涉及社会语言学、进化论、语言规划等领域。
王慈敏博士毕业于日本千叶大学。她也是台湾人。她的研究专长是日语语法。我在教学比赛中听过她的讲课。如果从学术的角度，她讲得最好。这次，她为我们的论文集写的稿子是『「べきだ」と「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バ節におけるレアリティーという観点から ― 』。
Kemo Badiane 也是台湾博士，但是他不是台湾人，是塞纳加尔人。他的博士学位是在台湾逢甲大学拿的。他学的是国际商务，讲授商务方面的课程。他的教学据说很专业，校长督学时还挺满意，多次得到表扬。最重要的是，他还是英、法双料。他的母语是法语，我们也请他上法语专业的课程。同时，他还为我们引荐了他的高中同学 Ibrahima Dieme。Ibrahima Dieme 的博士学位是在塞纳加尔拿的，研究领域是应用语言学。这两位国际老师为人敦厚，很少提不合理的要求。我们一举两得，很是满意。
我们这些年，推荐了近 10 位青年学者去香港理工攻读“应用语言科学”（DALS）博士学位。罗巾如老师是其中一位。她之前毕业于兰卡斯特，是我们第一任西语系主任。这次她给的文章是“Dim Sum as a Construction of the Cantonese Identity”。
学术要薪火相传，中山大学南方学院作为一所新型大学，对它的母校在学科上的依靠是不言而喻的。这些年我们主办了上百次学术讲座，其中大多数是母校老师的支援。而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的年轻老师在工作之余，有好几位在职在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我们都给予了力所能及的支持。她们中，这次为《流溪论坛》写稿的有洪丹、唐子茜、王意颖、朱黎黎等青年才俊。
去年冬天的一个傍晚，在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开完全院教师大会之后，由于开会的延迟，天色已晚。而此前，我约好我南方外文的同事，去从化流溪河边的一个名叫外婆家度假村的地方开会。这是南方外文第一次高层次人才会议。这个度假村位于离国道比较远的山村的一座风景秀丽的高山上。记得当天刚好狂风暴雨，我的车技以及伴随我十年的老别克的性能都随时会给我带来危险。但我当时我只有一个信念：历经风雨也要从广州驱车去山上找到我已经上山的同事们。事实上，蜿蜒的山路与暴风雨让我几十公里路程花了两个多小时。而许多时候，我几乎是瞎摸着开上山的！而也是这次，作为南方外文学科建设的重要举措，我们决定编辑出版《流溪论坛》这个学术论集。
流溪河，是广州的母亲河。这条发源于粤北从化山区的河流，蜿蜒流经广州从化、花都、白云区，最终汇入珠江。流溪河秀美，两岸青山，原生态，许多地方美丽如想象中的欧洲。而这些美丽的地方，直到近年来交通的便利才被世人所发现。“顺从”，“教化”，对于从化山民来说多少年来只是一种美好的期许。真正给从化山区带来现代性的恐怕要等到明年十四号地铁的开通。十一年以来，我每周一次进山，从未间断。十一年间，何尝没有“鸾漂凤泊，情怀何似”的感触，也不少“暮雨欲来鸿雁杳”的人生阅历，当然更多地却是“交尽名仕风流、燕邯侠子”的乐趣。“我又南行矣”。这个“南”，是南方的“南”。尽管是广州的北方，却是我心中的南方。“南方”这个词，在汉语语义中多少带有一点“荒蛮”、“流放”、“他者”的语义。当年中山大学中文系黄天骥教授为这所大学命名的时候，不知是否赋予了类似的意义。“无处非中”，学术的进化需要一种他者的精神，也得益于一种逃逸的境遇。如今，我们从中山大学南方学院外国语学院教师三十多位博士（生）的论文中精选出来十余篇，集结出版。从不敢有“文章惊海内”的奢望，只求给我们十一年的理想以稍许的纪念。
在此文集出版之际，我要特别感谢中山大学原副校长、副书记喻世友教授。作为现任中山大学南方学院校长，他给予了二级学院院长发展学科的许多信任与空间。在一个为官为政往往说的比做的好的年代，他做的比说的更好。
是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