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回顾｜鸦片战争与黑船来航-历史变革期中的中日

鸦片战争与黑船来航—历史变革期中的中日

撰文 整理｜林杰晓

01.观点纪要

2022年6月28日晚7点半，以鸦片战争与黑船来航-历史变革期中的中日为主题，尚道社会研究所所长寒竹研究员与广州南方学院王伟博士为对谈嘉宾的对谈讲座，于腾讯会议平台顺利开展。

▲“鸦片战争与黑船来航-历史变革期中的中日”线上对谈讲座

首先带来主旨发言的是广州南方学院王伟博士。王伟博士避开线性历史或教材上的历史，从新的角度探讨鸦片战争这一历史对现今的影响。

▲王伟博士在腾讯会议上主旨发言

中国近代化开端主要以戊戌变法为开端，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时值工业革命完成，欧美国家基于开拓殖民地及寻找新市场的需求，将目标指向中国。鸦片战争之后，洋务运动开启了早期的官办企业；戊戌变法虽走向失败，然启智了当时一批知识分子，为辛亥革命奠定一定基础。

反观日本，1853年黑船来航敲开日本国门，伴随着日本国内抵抗运动持续到1868年开始进入明治维新。黑船打开了日本通往世界的航道。 而在同一时期戊戌变法与明治维新的不同背景之下中日也走上了不同的近代化道路，欲探讨其背后原因，首先应关注政治权力结构问题。彼时中国过分集中的权利配置，显然不利于革命；而社会结构层面，废除科举制损害官僚利益，也得不到支持。此外，执行者对于革命目标的设定，同样影响着革命结果。利益分配与权力失衡，决定改革的阻力大小。

▲司马江汉绘制的《和汉洋三贤士图》，请注意图中日本贤士与西洋贤士坐在一起，中国贤士则枯坐一旁。西洋贤士手中打开的正是杉田玄白翻译的《解体全书》。

   （注：荷兰人的知识，或者说是“兰学”，是日本人在锁国中探究西方的唯一路径。尽管逼仄，但靠着努力和钻研，日本还是涌现出了一批极为出色的兰学家。其中起到转折性作用的重要人物是杉田玄白和前野良泽。他们都是医生出身，却因为偶然的机会成为了兰学的中坚人物。1771年的一天，杉田玄白偶然得到了一本德国医学家鸠卢暮斯的《解剖图谱》。书中精细的解剖图让他跃跃欲试，想要亲自验证一下图谱的正确性。于是，在4月的一天，他和同样对解剖感兴趣的好友前野良泽一起去小塚原的刑场观看一名年逾九旬的老人亲手解剖被处决的犯人遗体。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可以说是一次顿悟。杉田和前野发现实体解剖的脏器形状和位置都与鸠卢暮斯书中图绘一一相合，却不符合从中国传来的古代医书中“肺六叶两耳，肝左三叶、右四叶云云”的记载。骨骼的形状，更是与《解剖图谱》别无二致，“众皆惊叹不已”。
    杉田和前野花费足足四年时间才将《解剖图谱》翻译为日语，以《解体新书》之名刊行于世。一如杉田在晚年所著的《兰学事始》中的描述，这本书的影响就像是“油入水中，继而扩散，乃至遍及全池”。当他在1815年环顾四周，发现兰学已经成为了日本的显学，“此学遍及海内，流布四面八方，每岁皆有译作问世”。[2]）

探讨近代化问题，首先应区分近代化与近代概念。中国原本比日本更利于推进近代化，而没有实现的原因，除阶层问题外，政治层面的问题也导致没有出现匹配近代化的政府。

王伟博士最后提出两个疑问：黑船来航加速了日本的近代化历程。那么，如果没有黑船来航，日本的近代化之路会如何？其次，中日两国的近代化进程不同与各自国民性，社会文化之间是否有关系。

伴随着王伟博士两个疑问的提出，尚道社会研究所所长寒竹先生就这一话题分享其观点。

▲尚道社会研究所所长寒竹先生在腾讯会议上分享观点

学界长久以来对中日两国现代化进程比较的话题研究从不间断，寒竹研究员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观察鸦片战争与黑船来航背景下的中日近代化进程。

那么，中日之间两种不同的近代化路径的形成根源在于，黑船事件，鸦片战争之前就已形成的传统文化的不同，决定了中日两国近代化道路的不同。

寒竹研究员认为，王伟提出的问题：如果没有黑船来航，日本的近代化之路会如何？这个问题虽然是个假设，但对理解日本近现代的发展很重要，值得进一步研究。寒竹先生的回答是，即使不曾发生黑船来航事件及鸦片战争，中日两国的近代化进程也会因两国根本制度，传统文化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发展路径。

寒竹：尽管日本社会在古代受到中华文明的重大影响，但中日两国从一开始就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政治制度，不同的经济结构，不同的国家结构形式。这是中日两国在面对西方强国欺凌时采取不同态度的最重要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讲，中日两国对西方列强的不同反应早就注定，因为这两个位于东亚的近邻虽有文化上的相似性，但其根本制度差异很大。不管有没有鸦片战争，有没有黑船事件，中日这两个历史完全不同国家的不同现代化之路的种子早就埋下了。即使没有鸦片战争，没有黑船来航，中日两国进入现代国家之路的差异也会很大。

中国的封建制度，简称周制，这是西周建立的一种以贵族制度为核心的分权制度，出现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这个制度跟西欧的封建制、日本幕府时代的制度相类似，是一个王权与贵族层层分权的制度。但到了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的封建制度已经是礼崩乐坏。秦始皇兼并六国，一统天下，在国家层面消灭了封建制度，建立起大一统的君主集权制度，可以简称为秦制。美国学者福山说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是说中国从秦代开始实行郡县制，但官员的任命与晋升不再凭借出身和血缘，也不再世袭。这个制度有以下几个基本要素：

土地自由买卖、郡县制、析产继承制、科举制

这四个基本因素奠定了大一统的君主专制制度，皇帝乾纲独断。对于秦始皇建立的这个制度，司马迁在《史记》中讲到秦王朝时讲得很清楚：“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此之后的两千多年，君主权力不断扩张。到了明清两代代，君权达到了顶点。这一点跟日本大相径庭。

日本从奈良时代开始向中国学习。公元八世纪开始了大化改新。模仿建立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但是即使在大化改新期间，日本的贵族力量也很大。日本天皇的地位在名义上很神圣，但实权却不大。到了平安时代，土地庄园基本形成，而到了幕府时代后期，更是明文严禁土地自由买卖。郡县制、析产继承制、科举制，这三个大一统中央集权的重要基础在日本也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1192年，源赖朝就任征夷大将军，日本进入镰仓幕府时代，天皇成为神圣的象征，但基本没有了实权。从镰仓幕府、到室町幕府，再到德川幕府，日本社会基本幕府时代日本基本上被控制在各级大名手中。这七百多年的幕府时代给日本留下了最大的遗产，是理解近代日本的重要社会背景。

对比中日两国的历史可以看到，中国的封建制度在两千多年前的秦汉时代就从国家政治层面退出了历史舞台。而日本从公元一世纪起就是一个地方分权的社会，天皇万世一系，但却不直接统治社会。日本曾经在大化改新中试图学习中国的秦制，但最终未能学成，最后在幕府时代再次回到封建制度，类似于中国的两千多年以前的周制。

中日两国的不同历史传统与社会结构为什么决定了19世纪两国进入现代国家的道路？

中日两国是在西方列强的炮舰下被迫卷入现代化进程。中日两国在19世纪的社会转型是要学习西方国家，建立起西方的制度。那么，在19世纪中叶，西方国家的基本制度是什么呢？当然是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是怎么产生的？资本主义是产生于封建主义。纵观欧洲资本主义在十七世纪、十八世纪的产生，就是一个走出封建制的过程。而走出封建制就是要实现三个条件：

第一、人身自由，劳动力成为能够自由买卖的商品；

第二、破除封建壁垒后的统一市场，这要求王权或者说中央权力的兴起；

第三、法治，保证自由市场正常运行的法律制度。

我们从资本主义的一般发展道路来看黑船来航时的日本。日本是一个晚熟的社会。黑船事件的日本正好处于德川幕府时期，地方贵族的力量与天皇权力的空壳化导致的社会弊端已经很严重了，类似于中国西周的晚期。倒幕与尊王的思想早在黑船来航之前就暗潮涌动，这与十六世纪、十七世纪欧洲资本主义产生时的社会发展相类似。黑船事件后，日本人把遭受的所有挫折都归结为幕府权力过大，皇权式微，由此大大激发了倒幕运动和尊王攘夷运动。这就是说，面对西方列强的欺侮，走出封建制成为了当时日本的历史潮流。通过明治维新，日本的封建制度和贵族被逐渐挤出了权力中心，全国各地的封建壁垒被打破，民众则由此摆脱了对贵族的人身依附关系。明治维新推行的新政策满足了上面讲的资本主义的三个条件。从这个意义上看，即使没有黑船事件，日本只要受到西方国家的影响，类似于明治维新的运动可能会晚一些时候，但迟早会发生。因为日本到了19世纪中叶，已经处于封建制度的晚期，走出封建制是迟早的事。即使没有黑船来航，日本也会走出封建制，最多在时间上晚一些时候。

由于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正好处于封建制度的晚期，这也使得日本在这个时期民间社会的思想空前活跃，这是日本历史上思想最繁荣的阶段，类似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日本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一大批思想家、政治家。吉田松阴、坂本龙马、高杉晋作，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

而遭遇鸦片战争的中国与日本完全不同。中国是一个早熟的社会。早在秦汉时期，封建制度就从国家政治层面退出了历史舞台，贵族也被消灭了。在当时中国社会转型时，即春秋战国时期和西汉初期，也曾经出现过资本主义的因素，特别是商业资本主义。但由于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局限的原因，当时也不可能有产业资本主义出现。这导致王权只有通过行政权力来汲取社会资源与财富。结果中国的皇帝不断扩张其权力。而皇权绝对化则要求杜绝一切可能坐大的任何力量，其中就包括防止资本成长。从汉武帝开始一直到晚清，中国的皇帝们一直把资本萌芽视为威胁国家政权的异己力量。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企业不外乎官办、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三种形式，不受制约的民营企业在几乎没有。这导致中国在近代的现代化进程中举步维艰，民间社会的发育也极为艰难。

由于19世纪的中国并不是处于封建制度的晚期，当遭遇到西方列强的欺侮时，人们自然不是反省封建制的弊端，不是要走出封建制，不是要加强中央王权，而是反思帝制的弊端，这是为什么中国先于日本建立了形式上的共和国的重要原因。但这样一来，对走出封建制，实现资本主义的三个历史条件就完全没有迫切感，而直接把共和国跟富国强兵联系在一起了。这就是为什么近代以来，很少有政治家把建立资本主义看作是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选择。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君主制。所以，在遭到鸦片战争失败时，只有中央政府对应，而没有自主权的地方政府只是听命于中央而没有自主的积极性。在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下，回应外国势力的事权本来在中央，而与地方政府无关。所以，鸦片战争只是刺激了道光皇帝和少数高级官员，社会上绝大多数成员完全置身事外。龚自珍写于1839年的己亥杂诗很能够说明当时的中国社会：“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下面，顺便谈谈中日两国在现代化道路上经历过的误区。

日本是一个领土有限的岛国，向外扩张有历史的传统。吉田松阴对后来日本的扩张起了很大的作用。在狱中就提出了“收琉球，取朝鲜，拉满洲，临印度，以张进取之势”。

第二点，打开日本大门的是美国的黑船，但当时日本最崇尚的是最强大的英国。从对大英帝国的观察，日本也提出了帝国的概念。1889年的《大日本帝国宪法》正式把“帝国”概念写进了宪法，这是日本后来悲剧的根源。引入帝国的概念是日本近代以来一个重大错误。从此日本不是建构一个边界明确的民族国家，而是要建构一个超出自己边界的大日本帝国和大东亚共荣圈。这一根本性的错误导致日本在二战中彻底的失败。

首先严格说来，帝国并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不受边界约束的政治共同体。其次，帝国所征服的地方并非实行垂直统治，而只是排除总督和极少数官员。日本希望以日本本土为核心对外扩张，建立大日本帝国，这就埋下扩张的根源。而最终在二战战败后才放弃帝国概念，走向正常化的发展道路。

中国人在向日本学习时，也误会了‘帝国’的概念。有些人使用‘大清帝国，大汉帝国’的概念，而中国从来不存在帝国，而是实行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因此，‘大清帝国’是一个伪概念，清王朝不是帝国，而是一个大一统的王国。而‘大一统’的概念，也常被人们误解使用。‘大一统’的含义在于‘一’，即是一个核心，在于统摄全国，重点在于国家结构形式。一个疆域广袤、人口众多的统一大国并不一定是帝国。印度、美国、俄罗斯这些疆土或人口的统一大国都不是大一统国家。

中国的现代化在20世纪初之前落后于日本。但中国也想超越日本重回亚洲第一的位置。于是深刻反省自身制度上的缺陷。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帝制和家天下，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但中国把所有弊端归结为一家一姓的皇帝制度，而对皇帝制度背后的制度和国家结构形式并没有深入地分析。这导致中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陷入了发展的困境。

▲《点石斋画报》中描绘日本强迫民众当兵送死的情景，但事实上，对华战争激起了日本上下的好战情绪。

02.会谈纪要（因篇幅关系此处仅整理两位学者对谈主要内容）

王伟：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的过渡存在节点，而彼时中国缺乏‘统一’，就中国而言，‘统一’指的是什么？三民主义在当时应当是受到认同的，否则辛亥革命则不会出现。

寒竹：统一这个概念对中国来讲，不完全是版图的统一。当地方再在听命于中央时，通常被看成是分裂，是统一受到破坏。解读历史时，统一和分裂处于对立面，分裂状态下地方不服从于中央政权，即为国家不统一，这与领土统一不完全一致。

王伟：寒竹先生提到的三个节点之一，还不光是领土问题。

寒竹：关于三个节点的含义，补充一点：中日两国一开始遭遇西方列强侵略都走向失败。黑船事件使日本意识到解决三个问题即可改变现状，而中国相反，在解决问题过程中，走了一些弯路，最后意识到需要推翻帝制才能解决问题。而本质上，推翻帝制也无法解决根本问题。

王伟：问题不在于帝制。另外关于帝国的概念，寒竹先生提到中国原本没有，现在也没有帝国。所谓的帝国即共同体，共同体可能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但中国历史上并不是完全不存在‘帝国’的实践，例如元朝。

寒竹：蒙古人曾经建立过帝国，但这是在灭掉南宋、建立元朝之前。蒙古人在十三世纪中叶横扫欧亚部分地区的三次西征可以看成是蒙古帝国的扩张，而不是中国的扩张，因为元朝那个时候尚未建立。忽必烈建都北京时，原来的蒙古帝国已经分裂成了好几个汗国。蒙古人灭掉南宋的崖山之战是在1279年。所以，蒙古人在欧亚地区的征服与中国的元朝没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帝国的概念容易引起误解，根源在于日本。中国是从日文引入帝国这个概念。严复在《国富论》中翻译帝国概念时找不到中文的对应词，所以采用了音译“因拜尔”。后来一些中国人在引入帝国概念时，因中国有‘皇帝’，因此就把皇帝统治下的国家称为‘帝国’。其实中文的皇帝概念，与‘帝国’并无关系，这是其一。在中国人的一般理解中，帝国就是指一个疆域广袤、武力强盛的国家。所以现在人们常有大秦帝国、大唐帝国、大清帝国这样的说法。其实这是不解其意的乱用帝国概念。其二，‘帝国’在西方语境里，严格来说来就是指‘罗马帝国’的模式；帝国是由本土与行省共同构成。而中国一直是垂直统治的大一统，与帝国正好相反。中国皇帝的权力深入到每一个地方，县一级的官员都由中央朝廷直接任命。中央对地方是如臂使指。这叫做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跟帝国完全不同。

王伟：最后一个问题，我们一直没有讲一个阶层问题，即武士阶层的问题。明治维新里面，其实不管是直接进行改革的人，前期都是武士，后面成了官僚，有些甚至后面从事经商活动。当时武士阶层进行改革，削减奉禄，很多人而后选择其他谋生之路。武士的地位变化，埋下了一个重要伏笔。武士阶层懂汉学，汉学强调‘忠’的概念，在江户时代忠于领主，我们如今讲的武士大概指这个概念。

最后推翻政权也是靠武士阶层掌握了一定权力来推翻的。但另一个问题，武士阶层包括其残余，最后走向歧路，军权过分扩张，使军权驾驭于行政权之上。是否与武士阶层所接受的东西有关？

寒竹：赞同这个观点。实际上日本的武士制度，跟中国的士大夫制度，是类似的。只是中国的士大夫，是一批文人，在清王朝晚期废除科举之后，这批人就相当于知识分子失去上升渠道，谋生也成了问题。于是这一批士人，一部分就成了职业革命家，希望给国家寻找一个新的出路，于是发动革命。

实际上晚清时期科举制度的废除给后来的革命提供了很多知识分子，一部分知识分子只有走向革命。但日本相反，它是武士阶层，这个和中国的士大夫很类似，一个是文，一个是武，存在差别，但是二者的有一个相似的地方，不知道你怎么看？

王伟：我同意，但是我觉得差别还是挺大，它的成分差别很大，武士最后会武装，士大夫不会。如果从精神层面来讲，士大夫相对来说是比较抽象一点，所以最后可能这个东西影响最后走向，或者至少加速了这个过程。

寒竹：我补充一点，你刚才讲的很有意思，就是士大夫这种手无寸铁的知识群体。20世纪中国革命有一个根本特点，这就是知识分子动员社会大众起来进行革命。士大夫作为书生群体，有想法，有知识，但没有武装力量。他们于是深入民间，到工厂，到田间地头，发展工人、农民起来革命，然后把民众的力量变成了革命最强大的武器。这就是精神变物质。我们可以发现，20世纪以后，整个中国都在探讨如何发动群众，动员群众，把群众变成物质的力量。共产党为什么能够战胜国民党？共产党一开始军队数量远不如国民党，武器远不如国民党，但它就是有一个最强大的武器，这就是动员起来的千百万底层社会的民众。这跟新文化运动文化有关系，跟语言有关系，跟知识分子有关系。中国共产党是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完全接受了白话文运动，有了白话文，共产党人就能用工人农民听得懂的语言动员民众起来革命。而国民党尽管有很多装备精良的职业武装力量，但是他最终还是败给了没有职业武装的这批书生。当中国农民发动起来了，就成为了一个势不可挡的力量，这是20世纪中国革命成功的关键。

王伟：日本是在1945年进入现代，中国是在1949年，其实就是相差了大概4年，我们刚刚讲历史，也就是讲到了这一点为止，之后的历史，前面两场运动，对之后历史的影响没有太去涉及，有没有影响，主要影响在哪里？

寒竹：我觉得还是有很大影响，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个思想的提出是在1842年，但直到今天都有很大的影响。这个思想其实在中国很早就有，而且根深蒂固。那么对于日本来讲，我觉得战后，日本可能更偏重于制度的建设。因为它在明治维新的时候，就已经相比中国是偏重于制度的建设，而中国更多的是强调解决问题的实用主义。但日本，我觉得，它更多的是倾向于制度的建构。

王伟：我非常同意那一点，我们今天这种思维更强一点。师夷长技之后，有人提一个观点‘师夷长技以自强’，他曾经提过这个观点，对抗是为了摆脱，就比如说签了很多条约，最后我们肯定要跟他们解除这些条约。如果抱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心态学习技术层面的技能，无法解决根本问题。有人就提出了师夷长技以自强，自强之后会达到制夷的目的，虽然最后归向是一样。

中国先学器物层面的东西，日本不是先学，他是全方面考察它，包括派学者前往欧美国家考察。各方面的考察结束之后，才定下来主要政治上，军事上需要学习的方面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感觉这个思想也很有趣。

寒竹：对，可能和两个民族的心态也有一定关系，因为日本人长期以来是一个不断向其他国家学习的民族。历史上就有派到中国的遣隋使、遣唐使等。所以说对他们来讲，向中国学习和向西方学习，都是向国外学习，这个心态相对来讲它是一个比较平和的心态，中国因为地理环境的原因，长期以来在亚洲是一家独大，形成了一个种天朝的心态。说到要向西方学习，包括向日本学习，也都是学习实用方面的东西，根本性的东西还是不能放弃。中国始终有一个传统在坚持，这就是几千年形成的中国文化潜意识里认为对外学习只应当在器物层面，文化上要坚持自己的根本。

王伟：对，有这个影响的，所以我们今天分析了这么多原因，为什么会导致不同的命运，我一直在想，如果是过度强调这种所谓的精神层面的东西，比如中日的国民性，文化层面的东西，是不是会有所偏颇，但我经过这番讨论，我觉得如果你要看深层的东西，肯定这个也是一方面原因。

至此，持续将近两个小时，与会人数两百余人的讲座对谈结束。围绕‘黑船事件 鸦片战争 明治维新’等的话题，将中日两国近代化进程进行对比当然是一种观察的视角，但对比的结果不外乎是得出“中日何以不同”的结论。

又或许以另一些别开生面的新视角或方式去重新解读这一系列历史事件，会给你我另外新的思考与启发。我们不仅仅是在研究历史，研究对方，也在研究的过程中、从历史眼中看见自己。

参考资料：

［1］寒竹、王伟，《鸦片战争与黑船来航-历史变革期中的中日》讲座对谈记录，流溪书院，2022

［2］李夏恩，明治维新150年：中日两国对望的视差，新京报·书评周刊，2018

［3］（日）子安宣邦 （译）董炳月，何谓“现代的超克”，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