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生命回到语言 ——首届“西方语言研究中的人文主义传统”会议综述

让生命回到语言

——首届“西方语言研究中的人文主义传统”会议综述

李冠华

【摘 要】首届“西方语言研究中的人文主义传统”会议由广州南方学院外国语学院与流溪书院共同举办，于2022年7月9日在线上开展。来自语言学、符号学、语言哲学等领域的七位学者在会上作主旨发言，五百多位同仁在线参与。本次会议关注语言的社会性和文化性，相对性和功能性，展现出了重视人性价值、重视差异与自由的人文主义倾向。

【关键词】语言学；语言哲学；人文主义

Make Language Alive Again: A Review of The First Symposium of the Humanistic Tradition of Western Linguistic Studies

Li Guanhua

【Abstract】The First Symposium of the Humanistic Tradition of Western Linguistic Studies was held online on July 9th, 2022. This symposium was organized jointly by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fang College·Guangzhou and Liuxi Academy. Seven influential scholars from the fields of linguistics, semiotics, and philosophy of language delivered keynote speeches and more than five hundred colleagues participated online. The symposium focused on social and cultura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its relativity and function, reflecting a humanistic inclination that values humanity, diversity and freedom.

【Key words】linguistics; philosophy of language; humanism

一、引言

首届“西方语言研究中的人文主义传统”会议由广州南方学院外国语学院与流溪书院共同举办，于2022年7月9日在线上开展。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的Peter Stenier、曾在西澳大学的Penny Lee、中山大学的丁建新、复旦大学的申小龙、四川外国语大学的李洪儒、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李福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霍永寿应邀作主旨发言。500多位对语言研究的人文取向感兴趣的学界同仁参加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涉及到语言学、符号学、语言哲学等领域，体现出了以人为本、尊重差异的人文主义倾向。

二、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

人文主义传统在西方源远流长，其重视人的价值的精神可追溯到古希腊，又经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继续高扬。Bullock（2023：7）将西方思想对待人和宇宙的模式划分为三种，“第一种是超自然或超验的模式，关注上帝，视人为神造物的一部分。第二种是自然或科学的模式，关注自然，视人为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就像其他有机体一样。第三种是人文的模式，关注人，关注人类经验，视其为人类认识自我、上帝和自然的起点”，且三种模式并非严格固定的区分，而是可以独立、竞争或结合、共存的。人文主义并非一种单一的思想派别，而是一种宽泛的思想倾向：拒绝接受决定论和还原论的人类观，坚持人类尽管无法拥有完全的自由，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自己做选择。

西方思想史对待语言的观点从古希腊就有分流，Halliday（2003：99-100）理出两条脉络：一条是哲学-逻辑学（philosophical-logical）的脉络，来自重视类比、推理的亚里士多德，把语言看作规则；另一条是描述性-民族志（descriptive-ethnographic）的脉络，源头大致可以追溯到“智者派”（sophist）的主要代表普罗塔戈拉，之后是柏拉图以及其他一些诡辩论者。他们是语言的异常论者（anomalist），带有明显的斯多葛学派（Stoic）色彩，斯多葛学派学者最早把语言学与哲学、语法与逻辑学分开，其基本出发点是源于视语言为资源而非规则。韩礼德强调，他并没有说某个学派或某位学者必须属于哪个传统，其实大多数语言学家都是两个传统的混合，这种划分有利于帮助人们理解西方语言观点的历史中反复出现的模式。不难看出，这两种观点并不互相矛盾，虽然表面上它们显得如此。在整个西方语言学历史中，它们时而彼此靠近，时而又相互远离。

首先发言的是本次论坛的发起者、来自中山大学的丁建新教授，他长年深耕韩礼德语言学、批评语言学、文化研究、沃尔夫研究等，关注语言学的人文和社会价值，此次带来了题为“不可言说的语法范畴——韩礼德语言学中的相对主义”的发言。丁教授提到，从《马氏文通》开始引进西方语法描述汉语后，汉语学界对动词和名词的划分争论不休。但根据Halliday（1988: 39）的看法，所有的语法范畴，不管是名词还是动词,其实都是不可言说的（ineffable）。一个典型的语法范畴的意义在我们对于事物的有意识表达中并无对应物，即在我们的经验中没有与它们相对应的、独立于语言的现象束（clustering of phenomena）。这与语言的特性有关，如果语言是一个纯粹被动的伙伴，“表达”一个已经存在的“现实”，它的范畴应当是完全可以解释的。然而，语言是意义生成过程（semogenic process）的积极参与者。语言创造现实——因此其内容的范畴是不能定义的。正是因为自然语言的丰富性，也就是说它将某一文化的全部集体经验提炼成为一套单一的、可操作的、可学的语码体系的伟大力量，才使我们的范畴处于有意识的解释之外（Halliday，1988: 42）。

丁教授继续介绍Halliday（2003：99-100）理出的语言研究的两条脉络，哲学-逻辑学的脉络强调类比，带有规定主义的取向，关注意义与真实之间的联系；描述性-民族志的脉络注重异常，其定位是描述性的，关注意义与修辞功能之间的联系。前者视语言为思想，而后者视语言为行动。前者视语言为一系列规则，强调对句子的形式分析以及是否合乎语法或规则的问题；后者视语言为一系列选择或意义资源，关注话语的语义分析以及可接受性或惯用法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在二十世纪语言学的主流意识形态中，把语言作为规则的观点是占压倒一切的主流位置的。连学校教育中教的都是逻辑的形式语法，而不是修辞性的功能语法。丁教授强调，语言是非常人文的，再怎样科学也不能把人文的方面抛弃，否则将是莫大的缺憾。

自从20世纪初Saussure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出版以来，现代语言学蓬勃发展。欧洲出现了被 Halliday称为“功能语义传统”（functional semantic tradition）的“布拉格学派”和“伦敦学派”。Peter Steiner教授带来了题为“万能的符号——‘布拉格学派’的符号学”的发言。Steiner教授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荣休教授，他生于布拉格，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理论和斯拉夫文学与文化。

Steiner教授介绍道，Saussure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创始人，他强调如果我们要发现语言的真正性质，就必须了解它与所有其他符号系统的共同之处。通过研究作为符号的仪式、习俗等，对事实提出新的看法，且有必要将它们划归入符号学，并用符号学规律来解释它们。

Saussure区分了共时和历时语言学。语言像所有其他符号系统一样不断地演变，既有连续性又有可变性。共时语言学将语言看作状态，历时语言学将语言看作演化阶段。语言中任何历时性的东西都是个体创新的产物，当这种创新被其他说话者接受时，就会成为共时性系统的一部分。语言是一种纯粹的价值系统，除了它各项要素的暂时状态之外，不被任何别的东西决定。过去的价值没什么干系，只有语言的共时状态才是语言学的主题。

Steiner教授接下来介绍了布拉格语言小组（The Prague Linguistic Circle）——一个由语言学家、文学研究者和符号学家组成的国际协会，主要成员有Bogatyrev，Jakobson，Kartsevski，Mathesius，Mukarovsky，Trubetzkoy，Wellek等，出版了一系列《布拉格语言学小组论文集》。

布拉格学派的研究方法为功能-结构主义（functionalist structuralism），语言是实现特定语言外目标（extra-linguistic goal）的工具，语言学必须考虑言说的语用方面。语言系统不是一个同质的代码，而是一套功能方言（functional dialect），包括指称、诗学、意动等，受其自身的一套规范所支配，这些功能在任何言说里都有可能同时出现。

Saussure认为符号的同一性是不可变的，符号的意义完全不受任何主观意图影响，只产生于在所有说话者共同内化的抽象语言系统里。但布拉格学派认为符号悬浮于一系列矛盾对立中，通过在两极对立之间调整，“相同”的符号可以以有意义的方式应用于现实世界的无限情况，服务于不同的目的，达成不同的功能。

Kartsevskii是布拉格语言小组的创始人之一，他认为语言符号具有非对称的二元性。能指（声音）和所指（功能）在“现实的斜坡”上不断滑动。每一个都“溢出”了另一个赋予它的界限：能指试图拥有它自己以外的功能；所指试图用它的符号以外的手段来表达。它们是不对称的；它们连接在一起，处于一种不稳定的平衡状态。正是由于符号结构中的这种不对称二元性，语言系统才能进化：符号的“适当”位置不断被取代，因其适应了具体情况的突发变化。

Mukarovsky也是布拉格语言小组的创始人之一，他重新定义了Saussure“语言系统”的概念：所有以目标为导向的人类活动都受到具有相应内在规律的集体共有的规范体系（normative system）的支配，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更高层次的结构——结构的结构，即一整个文化体系。他发展了独特的美学功能观点，强调审美符号的特殊地位。在艺术中，价值是在打破规范中实现的，因此规范让位于价值。艺术作品不承载实用功能，额外的审美价值就成为其意义。审美符号的自律性同其与现实的关系之间存在张力，因为审美规范是相对的、暂时的，总是被打破和偏离规范的作品修改。Steiner教授指出，艺术作品同时唤起两种反应:一个内部统一的语义整体，和语义上不受约束的、吸引了最多样化的个人感受的东西。后者有着无意向性，这正是艺术发展的动力，使艺术与现实的联系得以更新。Mukarovsky将艺术视为一个符号事实与索绪尔语言符号自律性思想有关，但他也看到艺术与社会之间存在着交互作用，承认艺术的社会价值与社会功能。 “

语言是在社会中动态地发展的，研究语言系统时，就不能不考虑它同社会现实如文化、文学、艺术等的联系。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沿袭了此种功能主义脉络，是关于经验、社会、文化的理论，终极研究目标在于社会、文化中的人，代表的是语言研究的人文主义传统（丁建新，2016：459）。Halliday继承了人类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的语域、体裁、语码等概念，也受到大洋彼岸的语言学家Sapir，Whorf，Bloomfield和Fries等人的影响。

Halliday尤其重视Whorf关于隐性类型（cryptotype）的见解和对语法模拟现实的概念，认为它们会被证明是20世纪语言学的主流贡献之一（Halliday，2003:188）。丁建新教授在发言中指出，要研究语言与思维的关系，隐性范畴的研究是至关重要的。隐性范畴是隐含的、只具有最低限度的词素表征的词与词或词素与词素之间的关系，如语法性别、动词及物性，是文化组织的“心理潜流”（psychological current），本质上讲是文化的产物。一种语言中的显性范畴，在另一种语言中可能是隐性范畴。无论是显性范畴还是隐性范畴，都是一种关系，一种语言型式，都是习惯性思维的组成部分。正是在对许多美洲语言的显性范畴和隐性范畴作了充分的研究并与英语比较之后，Whorf（1956:214）才提出了他著名的“语言相对论”（linguistic relativity）原则：我们从此被引入一种新的相对论原则，这一原则认为并不是所有的观察者都被同样的物理事实引入到同样的宇宙图景，除非他们的语言学背景相似，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校准。也就是说，思维与现实是相对于说话人的语言不同而不同的。必须说明的是，长期以来人们认为语言相对主义只不过是一个假设而已，可是Whorf本人并不认为它是一个需要继续证明的假设，而是一个观察问题的新“原则”（principle）。丁教授总结道，语言相对主义的贡献在于为个体的人类心理找到其内在的社会文化特征。我们关注的是语言如何影响思维，而不是思维如何影响语言。后者是语言普世主义者以及语言习得研究的主要关切。我们关注的是语言结构多样性的认知意义，人类语言的多样性反映的是语言群体不同的历史经验，而普世性反映的是人类心理的一致性。每一种文化的个体的行为和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似的，思维的不同来自于不同的知识体的传统与积淀。

三、相对主义的脉络

语言的相对性和普遍性也是个古老的话题。在相对和绝对的维度上，Halliday（2003:100-101）总结道，哲学语言学家倾向于绝对主义者（absolutist），而民族志语言学家则倾向于相对主义者（relativist）。古代世界的相对主义者当然是智者学派，他们认为真实是相对于时间、地点和个体来说的。相对主义作为一种明确的语言学的出现在文艺复兴以后，这一时期语言学家开始不单描述一种语言。两条脉络意识形态的差异以一种新的形式出现，变成了语言普遍性和语言变量的问题。当多种语言被严格比较时，问题就出现了：所有的语言都是相同的，还是不同的？哲学一脉的语言学家强调普遍性：它们使所有的语言看起来都很相似。民族志一脉的语言学家强调变量：它们使所有的语言看起来都不一样。Halliday犀利地指出，普遍语法的尝试本身无可非议，但作为普遍性的特征大部分是英语的特征，或者说至少是Whorf所说的“标准平均欧洲语言”（Standard Average European）的特征。现代哲学一脉的语言学是令人担忧的种族中心主义的，它把所有语言看成是英语的特殊变体。

19 世纪的Humboldt，调查研究了世界几十种语言，据此搭建了普通语言学理论框架，是最早提出“每一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观念且影响极深远的语言学家。接下来申小龙教授带来了题为“中文理解的功能主义——洪堡特汉语思想的现代启示”的发言。申小龙教授来自复旦大学，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语言学，主张通过反思中国现代语言学以西方语言学理论为基础的发展，建立语言学理论的中国文化视角。申教授指出，我们很难有建立在本土语言学传统基础之上的想象力，因为先入为主的是一整套西方现代语言学的术语，特别是西方科学主义、形式主义的语言学，离开了这些术语几乎很难描述汉语。

Humboldt（2001：153）认为，汉语的“自成一类”，不仅是指汉语和“我们所知道的最完善的语言”相并立、汉语的语法系统有别于这些欧洲语言的语法系统，而且是指汉语“在人类语言的一般性质”上与欧洲的语言“根本对立”。申教授认为，如果一定要概括已知人类语言中的这种“根本对立”的话，那就是中文的功能主义和以欧洲语言为代表的形式主义的对立。Humboldt对中西语言差异的二元知解、对中文思维和语言精神的深刻领会，有助于我们反思语言学在中国一个多世纪的“现代性叙事”，从文化精神上重建中文的理论和范畴体系（申小龙，2015：31）。

申教授从暗示和明示、表意字与拼音字、短句与长句、功能语序与形式语序等维度结合例子辨析了汉语独特的功能主义特点。Humboldt（2001：163）对汉语语法分析方法提出了彻底的功能主义主张，即不能“把基于语法形式的解释方式用到汉语上面”，也就是不能把适用于人类其他语言尤其是欧洲语言的语法形式分析方法，运用在汉语的分析上。但现代语言学把欧洲的语法形式视为人类语言的普遍语法，希望在汉语分析中复制其模式。但事实上，正是这些欧式“语法形式”，曲解、遮蔽了汉语语法表达的功能。而在汉语中，功能一旦被肢解，形式就难以正确地理解（申小龙，2015：38）。

最后申教授指出，上世纪以来的现代语言学，在套用欧洲语法分析汉语的时候，用欧洲语言和汉语的某种“形似”否定对汉语语法特点的探索。他们不仅置两种文化深刻的对立于不顾，而且无法体会两种思维方式影响下的语言建构的不同精神风貌。这样一种习气或者说学术风尚造成中国现代语言分析理论方法在中文分析研究中的“貌合神离”。对语言的精神和风格的理解，本质上是对一种文化差异的尊重。申教授谈到，语言不是一个让人傲慢的概念，而是一个让人谦卑的概念。他提到Whorf（1956：263）也这样认为，语言才让我们真正地感到普天之下皆兄弟——对于多种语言的科学理解，将促使我们达到人类兄弟情谊的一个高级阶段，使我们超越地方文化、民族、种族的种种界限，在千姿百态的语言系统中，发现它们的规律、和谐、美感，以及它们各自微妙透彻的对现实的分析,我们会发现：人人平等。

Humboldt的人类学取向、相对主义传统经由美国人类语言学家Boas，Sapir和Whorf继续发扬，在研究印第安语言的基础上提出了对于语言与思维颇具影响力的语言相对论，但遗憾的是Whorf的理论经常要么被人误解，要么没有人认真去读，要么处理时失之肤浅。Dr Penny Lee是从西澳大学退休的独立学者，是《沃尔夫理论体系》（The Whorf Theory Complex）一书的作者，该书的出版掀起了重新严肃对待Whorf理论的热潮。她的研究兴趣还有语言思考和学习、原住民教育、多语现象等。她有机会接触到Whorf很多档案资料与个人日记，投入了很多时间转写，从中发现了许多新信息。Lee教授的发言主题是“沃尔夫与萨丕尔的关系”，这也是她第一次在中国讲述这段历史。Lee教授首先从我们耳熟能详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Sapir-Whorf Hypothesis）切入，回溯了这一术语名称的起源。“萨丕尔-沃尔夫假说”最早出现于上世纪50年代，用于指称被Whorf本人称作“语言相对性原则”（The Linguistic Relativity Principle）的观点。但Sapir和Whorf两人在提出这一观点时，并未将此种语言的相对性当作假说，而是将其与Einstein的相对论类比；同时，他们两人大概也不会想到，他们的名字会被后人如此连在一起。因此，“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这一术语的命名本身就包含着一定程度上的误读。接着，Lee教授带领我们将目光投向了作为生动而具体的人的Sapir和Whorf。在1928年的相遇之前，Sapir在美国已经是人类学界和语言学界的领军人物，与Bloomfield等学者为西方语言学的科学化打下了基础（尽管在Chomsky后语言学经历了转向，但人类语言学仍然是语言学的传统）；而行外人Whorf从1920年开始自学语言学，在这一过程中了解到Sapir并产生了崇敬之情，在1931年的时候如愿入学耶鲁，成为了Sapir的学生、同事和朋友。

Lee教授补充说，Sapir的作品也十分值得阅读，根据Whorf 日记上的自述，他在1931至1940年间将Sapir的《语言论》（Language）读了五遍。Whorf的日记还记载了他和Sapir在1928年12月29日于纽约美国人类学协会举办的集会上相遇：“我们设法在屋里找到了Sapir并和他说上了话，他热情友好，接受了我和其他人在会议结束后的邀约”。入学耶鲁后，Sapir建议Whorf系统地学习霍皮语，Whorf接受了这一建议，并在跟随他的霍皮语顾问Ernest Naquayouma学习了近三年之后，成为了霍皮语方面公认的专家。Sapir与Whorf的友谊与日俱增，他们时常结伴出入其他语言学家的派对，并基于他们在心理学方面的共同兴趣展开了许多探讨。在1932年，Whorf首次使用了“语言心理学”（linguistic psychology）一词，他将语言看作“特定人类原则”的“组成或代表”，换句话说，是语言使人之为人，Lee教授如是解释。在1936年，Whorf写就了《语言性思维》（linguistic thinking）一文。

Lee教授还讲述了Whorf一些不为大多数人所知的方面。比如，Whorf从事比较历史语言学方面的研究。北美语言之间的历史关系让Sapir和他的同事们都十分着迷，但探究语言之间的关系需要一定的科学技能，而Whorf具备这方面的能力，因而经常做这方面的研究。他的工作和洞见都得到了认可，并有着不少原创性的贡献。Whorf会在火车上、公车上、深夜的旅店里研究语言材料。Whorf的日记还记载了他在那段时间里读的每一本书，包括小说和宗教、物理、音乐方面的书等等。比如Whorf提出的“音位变体”（allophone）就是受到物理学上“电子”的启发——两者具体的位置难以被测量，只能通过大致估计得出。此外，Whorf还试着自己谱钢琴曲。在1938年10月30日的耶鲁语言学界集会上，Sapir与Whorf见了最后一面，两位语言学家此时都是重病缠身。不到一年，Sapir逝世了；Whorf开始接受放疗，与此同时仍在写作——其中不乏一些他的重要作品。1941年7月，Whorf也逝世了。循着Lee教授的讲述，我们看到了连字符背后两位英年早逝的人类语言学家，而将目光投向具体、真实的人也正是人文主义的应有之义。

四、语言——世界的界限

一般认为西方哲学可以粗分为大陆传统和英美传统，在当代，可以说是现象学解释学和分析哲学语言哲学。就陈嘉映（2016：265）所见，在上世纪Heidegger是前一传统最重要的人物，Wittgenstein是后一传统最重要的人物。Wittgenstein从头到尾一直是一个“语言哲学家”，Heidegger早期哲学就把语言放在一个极重要的地位，后期则把语言视做“存在的家园”。两位哲学家对语言都有着极为深切的关注，为语言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李洪儒教授来自四川外国语大学，主要从事语言哲学，普通语言学和俄语理论语言学研究，本次发言的主题是“现象学、存在主义、哲学解释学的语言哲学化”。李教授开宗明义，现象学、存在主义、哲学解释学都还不是语言哲学，但可以语言哲学化。以语言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有特殊性，因为研究对象不确定。经过不断研究和反思，随着研究对象不断确定，这个学科才能逐渐建立起来。现在语言哲学究竟是什么仍然没有定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将与语言研究相关的各种学科、流派的思想方法进行改造，纳入语言哲学中来，拓展语言哲学的视野，以上工作都是在人文主义框架之中来进行。

李洪儒教授首先介绍了前现象学的Brentano的心理主义思想，即人们用概念和命题构造知识，描述世界的真假。而命题内嵌在心理动词后，它的语义性质会随着心理动词发生变化。所以必须把命题放在心理框架中进行研究。Brentano引入命题和心理动词，为语言、语言哲学的出场奠定了基础。

Brentano的学生、现象学的创始人Husserl认为，改变命题性质的不是个别心理动词，而是人类整个意识世界。Husserl建立起一个意识的模型: 我们通过意识世界观察客观世界，也就是说在自己与客观世界之间存在着一副眼镜，它改变着我们对外在世界的观察。我们的意识世界要经过对外在世界中的每一个事物的命名和分类方能形成，而所有命名与分类其实都是在语言的特定系统之中的操作。这也与人类学的研究有关，如原始世界、原始人及其生活、思维特点归根结蒂都体现在他们那一套特定的命名和分类方式上，这甚至会影响着他们对世界的观察。我们跟原始人的最根本差别是，我们的意识世界与他们的意识世界具有不同的组织方式。Husserl还认为，有一个先验自我在透过意识世界去观察外在世界。

Husserl的学生、存在主义的先驱Heidegger不同意先验自我的说法，而是提出一个新想法: 我们的确有个意识世界，但是透过这个意识世界观察外在世界的不是先验自我，而是一种存在（Sein）。Heidegger将存在确立为自己的哲学根基，存在是在特定时代条件下的，特指就需要加上一个定冠词，即“此在”(Dasein)。这种思想也与语言有关。西方语言中有一个语词（德语是sein，英语to be，俄语есть)，其最大特点就是“在”和“是”两者同一，只有印欧语系才有这个特点。存在主义哲学的任务就是揭示蕴涵在人自身之中的那个“是之所是，在之所在”，这个追求其实是被印欧语言编码的，这种哲学显而易见是个独特的地方性知识；又因为“是之所是，在之所在”将随着时代内涵的变化而变化，这种哲学又是一种绝对历史性知识。每一个人站在时代之中，拿时代和世界赋予他的全部知识和全部的对时代和世界的理解来解释自己，也就是说，我在世界之中，我又拿世界来理解我自己，这就是解释学循环。

李教授总结道，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三个哲学流派是一脉相承的，认为人对自身和世界的认识和解释都不是直接的不带任何影响的，而是通过由命名和分类构成的意识世界达成。通过解释学循环，人类语言的意义不断地螺旋式发展。这三个流派语言哲学化的任务是通过语言分析和解释来揭示蕴含在人之中的“是之所是，在之所在”。李教授强调，语言的结构是时代知识、地方性知识加上主体，相似的是，此在的结构是存在、时间、空间加上人。语言研究是离不开人的，人文主义是语言研究之本，此在理论的语言哲学化将会推动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发展。

同样关注语言哲学的还有来自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霍永寿教授，他的研究方向是语言哲学和语用学，带来的发言主题是“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分析中的人文取向”。霍教授首先指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多来，国外国内的语言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以科学主义为基本方法论的一种语言研究。科学主义的特点是把某一种人类理解的方式解释整个宇宙和我们关于宇宙的言说，这种理解方式就是还原论、决定论的牛顿-笛卡尔的科学范式。从20世纪初以来，科学主义作用于语言学研究取得的成就是毋庸置疑的，但也出现了很多问题。霍教授重申了人文主义在语言研究中的重要性，人文主义是一种哲学伦理学的一种视角，强调人的价值和能动性，重视人的本质、道德意识和责任。

接下来，霍教授对比了Augustine和Wittgenstein的语言使用案例。Augustine认为语词命名对象，语句是名称的组合，语词的意义来自于对对象的指称。但这种指称论、这种对语言发挥作用方式的原始理解还不全面，不能说明语言和意义的全部事实。Wittgenstein认为语词的意义来自于人使用语词的方式，他提出了“语言游戏”(language-game)这个概念，定义为“由语言以及语言被织入其中的活动（activity）所构成的整体”（2009：8）。它涉及到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语言使用活动，第二个方面是作为语言游戏的主体部分的非语言（社会性）活动。Wittgenstein对之前的案例进行进一步拓展，说明语言确有指称作用，但语词的用法并非只此一种，而是多种多样。

语言游戏中的语言使用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为了回答语言为什么会如此复杂的问题，Wittgenstein又提出第二个概念“生活形式”（form of life）。但他没有对这个概念进行定义，只是说，“这里我们使用‘语言游戏’这一术语的用意是要强调这样一个事实：语言的述说乃是一种活动的一部分，或者说是生活形式的一部分”（2009：15）。生活形式大致是语言游戏得以进行的社会环境，包括（伴随语言结构的）心智因素，社会、历史、文化因素和生理因素。

提出“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两个概念后，Wittgenstein在此基础上重新讨论语言的使用。命名是生活形式中的一部分，定义只有在一种生活形式中才能获得意义。名称的意义不是来自其指称对象，而是一定的语言游戏，因为名称失去意义的标志不是指称对象的消失，而是其在语言游戏中不再使用。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得出暂时的结论：一个语词的意义就是该语词在某一语言游戏中的使用；但名称的意义有时也需要通过名称对其指称对象的指称来说明。霍教授提醒道，从这一点我们可以感受到Wittgenstein早期跟后期的理论并非截然对立，反而可以相互包容。

霍教授指出，近期的研究发现，Wittgenstein所分析的语言在今天可以称为“话语”（discourse）（Rhees，2006）。语言游戏视角下的语言分析的特点是一种综观（overview）式的话语描写或者分析路径。Wittgenstein说，我们之所以不理解，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我们没法综观我们词语的用法——我们的语法缺乏可综观性。综观性的表现促成理解，理解就在于我们“看到联系”。因此，发现或发明中间联系是重要的。对我们来说，综观式的表现是极其重要的概念。它标识了我们的表现形式，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这是一种“世界观”吗？）（2009：54-55）。霍教授提到，这种关于“世界观”的说法与“萨丕尔-沃尔夫假说”有相似之处，后者也可以是语言哲学的研究对象。

关于自我或主体的问题，Descartes以来的传统认为人是与命题发生联系的思考主体，其功能是把一个命题中的构成要素统一在一起来形成命题。前期Wittgenstein认为“我”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话语主体为世界划界，人通过语言来构造对象。后期他没有提出明确的关于自我的思考，而是把这个问题推到了生活形式的边界，霍教授的理解是人是文化的东西，会受制于所在的文化，就没有办法来提出一个统一的关于人的定义。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Wittgenstein对于话语使用的伦理取向，主体一方面作为话语使用者，跟命题发生联系，要对命题的真实性负责；另一方面，人是在文化中使用语言，要对周围关联的人、对社会负责。“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这两个概念也显示出Wittgenstein认识到语言归根结蒂是一种社会现象、一种人类生活，体现了他语言研究的人文主义取向。

五、过程哲学——变化中的存在

霍永寿教授还提到，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发现在中国文化中，人是相互联系的、情境化（contextualised）的存在体。甚至我们可以说这个存在体不是静态的human being，而是动态的human becoming。自我是在生活形式、在文化中的“变在”。Whitehead过程哲学的“生成”和“过程”思想，与中国哲学关于生成和变易的思想相接近。

霍教授也指出科学主义会导致很多问题，Whitehead将这种科学还原论的后果表述为“误置具体性谬误”（fallacy of misplaced concreteness）（Cobb，2015:11-12)，指我们用一种理论来研究一个对象，受目前方法论的限制，不能对这个对象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必须要有一些取舍，要对研究对象进行简化，这是无可厚非的，但问题就是在使用研究结果的那些人看来，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后果：本来地图是按照地形地貌编制出来的，但问题是使用地图的人看到地图后，会认为地形地貌就完全同地图一样。因此我们的语言研究中需要人文主义来提醒那些被抽象简化忽略的具体细节和完整面貌，真实的语言是始终在变化中的难以被化约的。

Penny Lee教授（1996：197）在《沃尔夫理论体系》一书中也提到，Whitehead与Whorf对于语言在抽象过程扮演的角色看法相似，他认为语言会习惯性地先于思想，对所感知到的事实中无限的复杂性，设定一个片面的抽象。Whitehead（1926：108）举例说，“我感知到一片绿叶”这个陈述中的语言除了感知者、绿叶以及感知关系以外，没有提及任何其他因素。这样省掉了一些对知觉来说很重要的、显然是必备的因素，包括我在这里，叶子在那里；这里的事件和那里的叶子的生命事件都嵌入在此时的自然整体中，在这个整体中还有其他无关紧要的各种因素。显然，这样分析我们与经验的关系，特别接近沃尔夫的独立经验理论（isolate theory），即关于感知和理解以及语言在其中扮演何种作用的理论。

对Whitehead的哲学感兴趣的还有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李福印教授，他的研究领域包括事件语法、认知语义学、因果关系理论等，还提出了宏事件假说理论。李教授本次发言的主题是“事件语法理论管窥”.他首先分享道，中西方思维模式的差异要通过中西方的对话来互相借鉴、求同存异，研究汉语的特点需要向更深层次探索汉语自身的构造特征，在与其他语言的比较中摆脱套用外语结构模式认知思路的束缚。作为中国学者，我们吸收了国外语言学流派的营养后，还要争取创新，做出自己的研究。

李教授阐述了自己首次提出的事件语法（Event Grammar）,其含义有两层：从广义上讲，我们把事件研究上升为一种语言学理论，“事件语法”中的“语法”意为“理论”。从狭义上讲，事件语法侧重研究事件在语法分析、语义演变、构式化等中的作用。事件语法的研究范围将涵盖事件语义学，更关注事件所具有的独特性质(比如时空性)在语言分析中的作用，视事件为研究工具（李福印 2019：259）。

李教授梳理了各“语法”流派的发展。首先是19世纪新语法学派，他们的研究侧重语音的历时变化。到索绪尔提出了侧重共时的新研究范式，将语言视为系统，而语言符号既有社会因素又有认知因素，这就把语言的研究引向了多个方向：之后出现了侧重社会的系统功能语法、侧重认知的认知语法，侧重动词型式的型式语法，侧重规则的生成语法等。李教授的研究侧重事件，就取名为事件语法。

事件语法是研究事件在语言表征和语言认知中作用的语言学理论，是一个基于事件来阐释语言的理论体系，是建立在哲学语言学、心理学关于事件的相关理论之上的一个语言学科或者说一个研究范式。李教授介绍了这个理论体系中的宏事件假说、事件历时恒定原则、事件融合假说、语法化中的句法位置和事件类型敏感性假说等理论，还提到了团队将这些理论运用到汉语研究中取得的成果。事件语法的特点是基于汉语，基于实证，基于共时和历时且以历时为重点，基于事件宇宙观，提出关于事件的语言学理论，验证其普遍理论价值。

李教授强调，事件语法的哲学基础是Whitehead的过程哲学——世界就是过程，过程就是实在。Whitehead的宇宙观认为世界是由事件构成的，以事件作为宇宙的终极要素。事件语法秉持过程哲学中的“事件观”，寻求语言分析之路径。

六、结语

自从巴别塔倒塌之后，语言的多种多样就要求一种人文主义和相对主义的视角。Nietzsche（2013：621-622）在《论道德外意义上的真理与谎言》中谈到语法的阴性阳性、词汇的多义时说，“多么随意的界定！多么片面的偏爱！一会儿喜欢一个事物的这个特点，一会儿喜欢它的那个特点！互相并存的各种语言表明，对于说话来说，重要的绝不是真理，绝不是一种恰当的表达方式，因为否则就不会有这么多语言了。”语言的差异反而为人类保留了创造力。

Heidegger的“语言是存在之家”，Wittgenstein的“我的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Humbolt的“每一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Whorf的“人的世界观因他所了解的特定语言而不同”，Halliday的“语言构建现实”，都体现了一种以人为本的语言观。每一种语言都代表着一种世界的可能性，正如Steiner（2020：235）所说：“每种语言都会聚积很多意识资源，收集该氏族对世界的构想。用一个深埋于汉语使用者语言意识的比喻，语言会围绕族群身份的‘中原’构筑城墙。它让外人不知所云，而在内部世界中妙笔生花。每种语言都会在可感知资料的可能总集中遴选、组合、‘违背’某些特定元素。而这个选集则让人对世界的印象千差万别（这也是沃尔夫所探究的问题）。”语言是活在特定时间、空间、族群中的，对语言过于简化和统一的处理反而会失去这种独特的厚重的积淀。

本次论坛聚集了来自语言学、语言哲学等领域的学者，精彩纷呈的讲座串起了从Humbolt，Sapir，Whorf，Halliday一脉的人文主义和相对主义传统，还有Heidegger，Wittgenstein，Whitehead等哲学家的语言观。自Saussure以来，现代语言学的研究面向与方法十分丰富，科学与人文应当相辅相成。我们可以看到，人文主义传统重视语言的社会性和文化性，相对性和功能性，避免过于抽象化还原化的语言研究方法论，不忽视丰富而具体的差异，不用地图代替地形地貌。该传统警惕只讲普遍和统一会产生的结构性暴力，正如Whorf（1956：244）所说“只讲一种语言的世界会对人类思想的进化造成极大损害。西方文化已经通过自己的语言对现实做了某种暂时性的分析，如果不被更正,这一分析就会被看作绝对的最终的分析”。把语言放回其扎根的大地，放回历史与文化的积淀，关注其真实的使用和功能，是语言研究中人文主义传统的题中之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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